上個月去蘇黎世大學參加關於現代中文詩歌的學術會議，下飛機坐火車到市中心，一位香港導演和一位香港學者正在咖啡館等我，讓我在冷陽中倍感溫暖。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在會上討論了各地的中文詩歌——晚清時期的科幻詩、台灣詩歌中的俄國意象，當代中國的打工詩，人工智能的詩、生態女性主義的詩，好不熱鬧。我從歷史的角度重新探討香港詩歌的某個脈絡。這個角度總會讓我得出新的見解，反駁今天一些研究香港文學的框架，以及對香港詩歌過於簡約或片面的理解。
奚密教授於晚宴上問我：「你兼有學者、詩人、譯者、編輯等各種身份。如果要你只選其中一個，你會選哪個呢？」我不假思索地說：「也許是學者吧。」後來我回到酒店自問，我為何會這樣回答呢？也許學術研究往往要和研究主題拉開足夠的距離，無論喜不喜歡某種類別的香港詩歌，都可以對其進行理論性的思辨。純粹的學術研究往往沒有文學批評中常見的書生意氣，有時候樂在其中只不過是放任自己沉醉於某種寫詩時找不到的平靜。
大會安排的最後一個節目是詩歌朗誦會，在達達主義發源地伏爾泰酒館舉行。我是唯一一位受邀的香港詩人，用粵語唸詩。台灣詩人阿芒也在場。中國內地的詩人有翟永明、于堅、陳東東、鄭小瓊等則線上參與。我唸詩緩慢而肅穆，當時突然覺得像一場哀悼，其實有點難受。其實寫的時候很冷靜，唸的時候情感卻流露出來了。朗誦會結束後，有位學者說：「聽你唸詩，覺得你很痛苦，你還是做學者比較快樂。」
我是否不自覺地避免痛苦，才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做學術研究？無論是快樂，還是痛苦，我會繼續寫詩，一直寫下去。從伏爾泰酒館前往故人生前唸詩的博物館，好奇他來到瑞士這個永久中立國如何反思自己複雜的身份呢？隨著人生閱歷逐漸豐富，身份也帶有許多成分，怎可能自由取捨呢？當日傍晚回到酒店，我激活編輯的身份，編本期《聲韻詩刊》的內容至深夜，其他身份先去找周公下棋了。第二天早上離開酒店前，來自香港的朋友匆匆趕下樓來送行，這時候我只覺得自己是香港人，僅此而已。
回到多倫多，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，結果病了近半個月。有時只想單純做一個病人，靜靜療癒，寫寫詩。
宋子江
聲韻詩刊 Voice and Verse Poetry Magazine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