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首語 Editorial

《聲韻詩刊》第53期卷首語:寫詩是否野蠻?世界是否美好?

關於疫情的討論如火如荼,關於詩歌的爭論時有爆發。

去年疫情爆發之前,在上海博物館參觀了「滄海之虹:唐招提寺鑒真文物與東山魁夷隔扇畫展」。日本風景畫家東山魁夷不僅認真研究鑒真的生平和唐招提寺的歷史,為了應題作畫,還走訪山川名勝,花了近十年時間才完成,其認真的藝術態度,真是令人欽佩。湖北武漢疫情嚴峻之時,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在支援湖北高校物資的紙箱上貼上一句佛偈:「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」,讓人感到日本雪中送炭的善意,同時又想起中日之間深遠的文化淵源。八字語出《東征傳》,這部典籍記敘了唐代東渡傳佛的高僧鑒真之事跡,鑒真有言:「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,造千袈裟,來施此國大德、衆僧;其袈裟緣上,繡著四句曰︰『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,寄諸佛子,共結來緣。』就此而論,日本正是佛法興隆,有緣之國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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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間,「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」令人津津樂道。不久,《長江日報》評論員發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——〈相比「风月同天」,我更想聽到「武汉加油」〉。評論員扯上了詩歌:「『奧斯維辛之後,寫詩是殘忍的』。並不是詩歌本身是殘忍的,而是一個寫詩的靈魂,要經歷他們所曾經歷的磨難,去感受那些磨難,讓語言經歷洗禮。」文章引用的這句話非常有名,語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西奧多.阿多諾(Theodore W. Adorno),不過原文翻譯過來應該是「奧斯威辛之後,寫詩是野蠻的。」這幾乎是這位猶太人理論家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話,而在引用的過程中,它的語境和深意往往都被剝奪了。例如評論員,他就給出了完全錯誤的詮釋。要是他有東山魁夷十分之一的認真態度都不至於貽笑大方吧,不過我們對黨國喉舌也不能期望太高。事實上,捐贈物資紙箱上也印有「加油!中國」,後來大阪道頓崛還掛起「挺住!武漢」的直幡……

「奧斯威辛之後,寫詩是野蠻的。」這句話出自阿多諾1949年的文章〈文化批評與社會〉。它的原意應該是:一個致使奧斯維辛集中營誕生的文化無疑是野蠻的,然而那些譴責野蠻的詩歌(包括其它文化產物),實質上卻辯證地使這種野蠻的文化得到延續,並使它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批判。後來阿多諾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《否定的辯證法》中作了修正,他說:「長久的痛苦有得到表達的權利,就像被折磨的人有吶喊的權利。因此,說奧斯威辛之後不可以再寫詩,也許是錯誤的。」

無論如何,在阿多諾看來,奧斯維辛之後,詩人陷入了困境,而他想到的詩人必定包括猶太人詩人保爾.策蘭(Paul Celan)。可是,奧斯維辛之後,策蘭依然以德語來寫詩,並以揭露納粹集中營的暴行為己任。德語既是他母親的語言,又是劊子手的語言,不難想見,詩人和語言之間的關係是極其沉痛而複雜的。阿多諾在文中接著問:「奧斯維辛之後,還能不能繼續生活?」策蘭書寫猶太生還者的痛苦,也算是回應了阿多諾的問題了。阿多諾出版《否定的辯證法》僅僅四年後,策蘭自溺於塞納馬恩河,年屆半百就撒手人寰了。

《聲韻詩刊》第53期封面

死者已矣,生者如斯,讓我們繼續寫下去。今期《聲韻詩刊》(Voice & Verse Poetry Magazine)推出三輯應疫情而作的詩:「病.毒」專輯、澳門專欄「抗疫時代」專輯以及英文版的「Virus」專輯。我寫了〈肺炎時期的抒情〉回應梁秉鈞十七年前寫下的〈非典時期的情詩〉。今期英文版收稿時遇到了針對華人的種族主義攻擊,我們決定以封面回應這種野蠻,譴責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。如何忍耐,怎樣野蠻,讓我們繼續寫下去。世界總有醜陋之處,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詩歌來延續自己的美好。

參加香港電台第二台「開卷樂」節目介紹《聲韻詩刊》,我談到了香港文學在自己眼中特別美好的地方:「香港文學特別美好的地方在於她是一個『造橋者』。這個詞是借用自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的藝術宣言:『我想建造一座橋,是東方和西方、人民和專家、具象和抽象之間的橋。』我覺得一直以來,香港都是一個造橋者,連結不同地方的文化、語言、寫作的人。我希望《聲韻詩刊》可以延續香港這點美好,造橋連結不同的群體,除了連結香港的中文詩人和英文詩人,立足香港,也通過翻譯來造其它橋,介紹世界各地的詩歌,展望世界。香港的這方面特別美好,她可以吸收不同地方的文化,再進行在地的轉化,產生更新更美好的事物。」

宋子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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