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疫情的討論如火如荼，關於詩歌的爭論時有爆發。
去年疫情爆發之前，在上海博物館參觀了「滄海之虹：唐招提寺鑒真文物與東山魁夷隔扇畫展」。日本風景畫家東山魁夷不僅認真研究鑒真的生平和唐招提寺的歷史，為了應題作畫，還走訪山川名勝，花了近十年時間才完成，其認真的藝術態度，真是令人欽佩。湖北武漢疫情嚴峻之時，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在支援湖北高校物資的紙箱上貼上一句佛偈：「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」，讓人感到日本雪中送炭的善意，同時又想起中日之間深遠的文化淵源。八字語出《東征傳》，這部典籍記敘了唐代東渡傳佛的高僧鑒真之事跡，鑒真有言：「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，造千袈裟，來施此國大德、衆僧；其袈裟緣上，繡著四句曰︰『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，寄諸佛子，共結來緣。』就此而論，日本正是佛法興隆，有緣之國。」
疫情期間，「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」令人津津樂道。不久，《長江日報》評論員發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——〈相比「风月同天」，我更想聽到「武汉加油」〉。評論員扯上了詩歌：「『奧斯維辛之後，寫詩是殘忍的』。並不是詩歌本身是殘忍的，而是一個寫詩的靈魂，要經歷他們所曾經歷的磨難，去感受那些磨難，讓語言經歷洗禮。」文章引用的這句話非常有名，語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西奧多．阿多諾（Theodore W. Adorno），不過原文翻譯過來應該是「奧斯威辛之後，寫詩是野蠻的。」這幾乎是這位猶太人理論家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話，而在引用的過程中，它的語境和深意往往都被剝奪了。例如評論員，他就給出了完全錯誤的詮釋。要是他有東山魁夷十分之一的認真態度都不至於貽笑大方吧，不過我們對黨國喉舌也不能期望太高。事實上，捐贈物資紙箱上也印有「加油！中國」，後來大阪道頓崛還掛起「挺住！武漢」的直幡……
「奧斯威辛之後，寫詩是野蠻的。」這句話出自阿多諾1949年的文章〈文化批評與社會〉。它的原意應該是：一個致使奧斯維辛集中營誕生的文化無疑是野蠻的，然而那些譴責野蠻的詩歌（包括其它文化產物），實質上卻辯證地使這種野蠻的文化得到延續，並使它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批判。後來阿多諾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《否定的辯證法》中作了修正，他說：「長久的痛苦有得到表達的權利，就像被折磨的人有吶喊的權利。因此，說奧斯威辛之後不可以再寫詩，也許是錯誤的。」
無論如何，在阿多諾看來，奧斯維辛之後，詩人陷入了困境，而他想到的詩人必定包括猶太人詩人保爾．策蘭（Paul Celan）。可是，奧斯維辛之後，策蘭依然以德語來寫詩，並以揭露納粹集中營的暴行為己任。德語既是他母親的語言，又是劊子手的語言，不難想見，詩人和語言之間的關係是極其沉痛而複雜的。阿多諾在文中接著問：「奧斯維辛之後，還能不能繼續生活？」策蘭書寫猶太生還者的痛苦，也算是回應了阿多諾的問題了。阿多諾出版《否定的辯證法》僅僅四年後，策蘭自溺於塞納馬恩河，年屆半百就撒手人寰了。
死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讓我們繼續寫下去。今期《聲韻詩刊》（Voice & Verse Poetry Magazine）推出三輯應疫情而作的詩：「病．毒」專輯、澳門專欄「抗疫時代」專輯以及英文版的「Virus」專輯。我寫了〈肺炎時期的抒情〉回應梁秉鈞十七年前寫下的〈非典時期的情詩〉。今期英文版收稿時遇到了針對華人的種族主義攻擊，我們決定以封面回應這種野蠻，譴責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。如何忍耐，怎樣野蠻，讓我們繼續寫下去。世界總有醜陋之處，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詩歌來延續自己的美好。
參加香港電台第二台「開卷樂」節目介紹《聲韻詩刊》，我談到了香港文學在自己眼中特別美好的地方：「香港文學特別美好的地方在於她是一個『造橋者』。這個詞是借用自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的藝術宣言：『我想建造一座橋，是東方和西方、人民和專家、具象和抽象之間的橋。』我覺得一直以來，香港都是一個造橋者，連結不同地方的文化、語言、寫作的人。我希望《聲韻詩刊》可以延續香港這點美好，造橋連結不同的群體，除了連結香港的中文詩人和英文詩人，立足香港，也通過翻譯來造其它橋，介紹世界各地的詩歌，展望世界。香港的這方面特別美好，她可以吸收不同地方的文化，再進行在地的轉化，產生更新更美好的事物。」
宋子江
聲韻詩刊 Voice and Verse Poetry Magazine 